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 6：4） 我们通常欢喜庆祝复活节，这是恰当的，因为这一天我们庆祝基督战胜死亡为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然而，我们必须记得，复活节之前有受难日，是我们纪念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和受死的日子。随同胜利是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神的爱子为我们牺牲了自己。借着祂的死，基督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借着祂的复活，基督赐与我们永生的盼望。借着对基督的信心，我们得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并与神和好、领受救赎和永恒的救恩。在灵性上我们是死在罪中，但基督借着祂的死和复活带给我们重生。 然而保罗看到的不止于此。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反思了基督的死与复活对基督徒新生命的重大意义。罗马书 6:4 反映我们如何借着对基督的信心出死入生。保罗把我们将生命交托给基督（洗礼）的那一刻描述为与基督一同埋葬。当我们把生命献给祂时，我们过去的罪恶就死了。事实上，我们的罪和罪性随着基督的死已经被埋葬了。我们在基督里所活的新生命，该是复活的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基督死了，基督也复活了。借着对基督的信心，我们应该持续不断地向我们的罪恶和罪性死去，而过着基督在灵性上为我们带来复活的新生命。“向罪死，在基督里活”——就让这成为我们个人体会复活节的格言吧！ /院长：张晓枫博士...

Melalui baptisan itu, kita dikuburkan dengan Dia dan ikut mati bersama-Nya. Demikian juga, sebagaimana Kristus dibangkitkan daripada kematian melalui Kemuliaan Allah Bapa, kita juga dapat menikmati kehidupan yang baru. (Roma 6:4) Hari Paskah Kebangkitan sering dirayakan dengan penuh kegembiraan. Ini memang wajar kerana ia adalah hari yang penuh bermakna....

In his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chapter 2:1-11), the apostle Paul pleads with the Christians in Philippi to live in peace with one another and to set aside their personal ambitions to put themselves forward. He tells them to grow as servants of Christ imitating Christ’s servanthood. In this...

十九世纪，福音入华，虽西教士前仆后继，奋身力传，奈何鉴于文化上以及政治上的张力，中国百姓对基督信仰甚为抗拒。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普遍认为宣教士乃乘着西洋列国炮艇进入神州，与霸占豪夺中国土地的殖民者一丘之貉，故此很难说服人们接受福音。后期宣教士洞悉民情，了解中国土地上的需要，开始着手推动医疗、教育以及赈灾宣教，福音果效才逐渐得见。 1876至 1879年间，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份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旱灾，农作物失收，人民无粮食。当时清朝政府相当腐败，对于民间缺乏关切，送去的救济物也寥寥无几，甚至在发放过程还要被贪官污吏刮收自肥一番，导致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当时饿死的中国百姓高达一千万，甚是惊人。 为此，西方宣教士纷纷发动赈灾行动，各差会万众一心，结合国际救援，把物资、捐款送到中国。宣教士把庞大的人力资源组织起来，成为运送、捐献、救援网络。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国际赈灾计划。著名的宣教士李提摩太当时就亲身前往重灾区，有传说他初到当地，由于不悉灾情之严重，携带的物资银两不足，导致没得到帮助的灾民对他拳打脚踢。然而，他过后再返回，及时带入更多救济物品，百姓见他身受伤害，却毫不念恶，依然前来帮助他们，深深感动。就是这样，许多起先抗拒“洋教”的中国人最终也软化，开始接受福音。 李提摩太对中国的影响起始于赈灾，后期因着希望能更有效地赈灾，他训练政府官员、培育有潜能成为政府官员的贵族子弟，借着教育，改善中国的社会民风，塑造公民社会意识，加强通讯联系及管理系统等，以防再度发生灾难，可以有更完善的制度去应变，对后来中国迈向现代化，影响无远弗届。 赈灾不仅是极难救济，更要预防，既要治标，且要治本。赈灾需要有应急团队和机制，赈灾也需要趁问题未恶化先下手处理。赈灾除了需要提高人民的危机意识，也要培育人民的公德心肠，方能发挥人人相助的精神。教会参与赈灾，乃从罗马帝国时期就早有记录，发生瘟疫时，基督徒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到重灾区照顾病患，罗马帝国官员及人民因此对教会深深敬佩。 在历史中，教会与赈灾工作素来密切，但马来西亚华人教会对于这方面的关注和参与，仍然有待改善和进步。大马虽是避开了地震、火山、台风的险区，但每年季候风总带来水患不断。一旦发生，财物人命双损，灾黎疾苦。教会既处在这样的国情当中，自当义不容辞，不好置身度外。 今年五月15-19日，马来西亚神学院与卫理公会救援赈灾事工（MCRD）配搭一起协办“赈灾与社会关怀”训练课程，望能培育教会掌握赈灾知识，设立应变的团队与机制，好在灾难来临之际，能为当地居民出一份力。盼教会看重此需要，鼓励领袖与弟兄姐妹踊跃参加训练课程。 /邱君尔 | 中文神学教育延伸课程主任  ...

  What is your current connection to STM? I am a Research Fellow at STM. When did you start serving in STM and how long have you served? I actually started with STM at the end of 1992 as a full-time lecturer, and served in that capacity till 2005....

“Way Maker, Miracle Worker, Promise Keeper, Light in the darkness. My God, that is who You are.” (Way Maker, by Osinachi “Sinach” Kalu Okoro Egbu, 2016)  I first came to know about Jesus Christ through a deacon of the True Jesus Church in Kampar, where I grew up under...

We were therefore buried with him through baptism into death in order that, just as Christ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through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we too may live a new life. (Rom. 6:4) Easter  is often celebrated with great joy, and that is proper since it is the...

华人教会的二元论思维，常认为文化都是属世的产物，与信仰是处于敌对的位置。世上文化当然不尽然都是好的，但也并非全然败坏。教会需要对文化与福音有正确的理解，才能有效的把福音传扬出去。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文化』下的定义：『文化』是一系列关于精神与物质智能以及社会或社会团体的情绪特征，包含了人类生活形态与共同生活的方式、价值系统、传统和信仰。因此，广义来说，『文化』即是世界人类社会群体生活各种活动，包括政治、民族、经济、教育、家庭……等行为所呈现出之生活习惯、意识形态、价值主义的综合名称。 改革宗神学认为，上帝的启示有两大层面，普遍启示以及特殊启示。世界与历史是上帝的普遍启示，文字的道以及道成肉身的基督是上帝的特殊启示。纵然人类犯罪堕落，世界文化中含有罪恶的意识形态，但也仍有深受上帝普遍恩典影响的部分。有意思的是，上帝的特殊启示，不管是文字的道，抑或肉身的道，都是透过上帝所创造的普遍启示来表达。道成肉身显示了两件事： 第一、当上帝要让人认识祂，是透过世界的文化来表达。当上帝来到人间，祂成为一个活在文化处境当中的人。耶稣基督在世，祂是一个被殖民、拥有种族、性别、阶级等身份的人。祂需要面对他所身处之社会有关这一切的文化政治张力。祂透过这个过程，表达了上帝的本性和作为，以及祂的救赎计划。 第二、上帝来到世上，肯定了祂所创造的世界之价值。如果世间一切皆是彻底邪恶污秽，那么上帝的道也无法借着受玷污了的管道来去呈现圣洁启示。道成为肉身临在的一切：言语、行为、文化…等，都是上帝用来彰显祂自己的管道。因着基督的降临，每一件祂所参与的普遍启示事物，也进阶呈现了特殊启示。基督使用尘世种种因由，不拘是顺服或敌对祂的人和事，让人更加认识上帝以及天国的价值。连上帝要启示祂自己，都免不了要透过进入世界。道既在肉身中显现，基督的福音也就要透过文化表达。 福音进入世间，从西方两千年大公传统，到亚洲、南美洲、非洲，不管哪一方、哪一族人民在领受福音和表达福音的过程，都是在自身处境与文化脉络中思考来回应上帝。如今教会要传递福音给世界，必须认清一个事实：福音不能脱离世界、文化以及人们的需要来言说它是什么，一旦脱离了处境关怀和人性种种的需要，福音就显得离地和毫无生命力。 处境文化不是铁板一块，透过掌握知识概念就可以完全理解。它需要透过聆听、相处等经验来认识。教会在言说福音之前，需要不断聆听群体的需要，找到每个群体的文化叙事（cultural narrative）、处境挣扎以及终极关怀，才能以福音回应。因此，唯有走入文化中的福音，方能避免沦为千篇一律的方程术语，亦才是真正道成肉身的福音。 /邱君尔 | 中文神学教育延伸部主任...

对我而言，所谓“门徒”是再现基督思维与生命的人；而在“今日作主门徒”，即是要求在不同时空中再现基督的生命。因此，我们要问：在疫情之后的马来西亚处境，如何作主门徒？ 疫情之后的作主门徒 “疫情之后” 意味着从一个依赖实体活动，或以经验维系信仰生活的时代；转向虚拟的模式。 “虚拟” 并不意味虚假，而是一种更内在的信仰需求。这可从凡以活动为导向的教会在疫情后难以恢复过去的辉煌得到说明。反之，那些以关系或情谊为导向的教会，反而没什么影响。疫情后作主门徒的要点是：回归原点，加强关系性的联结。这关系性的联结可分为垂直和水平关系。前者是以 “位格基督” 的联合，后者是以 “基督身体” （教会/弟兄姐妹）的联结。 在此要问：疫情后的线上时代，有对与基督和弟兄姐妹的联结，造成更多的困境吗？其实并没有，只是愿不愿意下苦工，关注生命的联结。一个关注基督生命再现的人，必然需要与生命联结，同时与基督和弟兄姐妹的联结，于此涌现生命的见证。 马来西亚处境的作主门徒 “马来西亚处境” 指向多元的社会，且基督徒被看为具威胁的国度。[1]在这具张力，且被刻意误读的处境中，如何以智慧再现基督的爱成了挑战。就神学而言，基督与世界文化本就充满张力，就算耶稣基督作为犹太人降生在自身的犹太文化也发生张力，更何况在异文化中。但张力并不是负面的，它是激发门徒的生命力。因为 “张力是生命的记号，张力的结束就是死亡的记号。” [2]而且，一切由差异而生的冲突，是我们公善所依，是公民社会民主所不可或缺。[3] 我们不需恐惧张力，反而应学习处理张力，门徒就是在张力中体现合一的思维与生命。当门徒生命不再有张力，也意味着门徒的生命不再存在。 总结 作主门徒的目标是像基督一样。人总是在处境中彰显出基督，而处境的张力并不能看为是作门徒的拦阻，却要促成我成为当下的门徒。门徒总是现在进行式。特定处境的门徒见证，将成为历代门徒的选项，并展现门徒类型的多元性。 /文：张俊明牧师（博士）| 学生事务主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这可从第15届大选，国盟主席慕尤丁发表有关“希盟胜选将推动基督教化议程”得到说明。 [2] 帕尔默 (Parker J. Palmer)：《民主，心碎的政治》（香港：基道，2014），页119。 [3] 帕尔默 ：《民主，心碎的政治》，页60。...

能否谈谈你的成长背景与信主经历？ 我不是来自基督徒家庭，会接触到基督信仰，是因为小时候的保姆一家是基督徒，吃饭会祷告，会读圣经，背主祷文，在保姆基督化家庭的熏陶下成长。12岁开始，我就去住家附近教会上主日学，就这样开始了信仰之旅。14岁那一年患癌，这在我信仰旅程中有很大的影响，毕竟对一个少年人而言，刚信主不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面临生命这么大的冲击。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思考，神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为什么让人有痛苦和疾病？我相信的这个神，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到我，神迹奇事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那段期间不能上学，只能够自己在家看书、画画。在抗癌的过程，慢慢的体会到，这一段是个人与神最靠近的时间。我也开始存钱买书，大量的阅读，从中发现到神的医治、神的安慰、神的存在都不是我认为那样绝对的。原来上帝没有医治肉体，不代表医治没有临到，可能医治了我的思想，以及一些心理上的价值观，我觉得这种的医治还大于肉体上的医治。可以说，抗癌的经历，使我的信仰跃进了很大一步。   是什么促使你想要全时间服事，并接受神学装备？ 我在抗癌期间灵命得到造就，那个时候教会刚刚成立图书馆，我常常会去读书、借书，那个时候喜欢读传记，也涉猎了不同的基督教书籍。我开始活跃于教会，参加少年军、团契、主日学、司琴，但很快就来到服事的临界点。我开始参加很多课程和不同的培训，渐渐觉得这些喂养式的不够完全，于是想要更加进深，开始思考未来有没有兴趣全时间服事，同时教会也有一些领袖和长辈给了我鼓励。可以这么说，十几岁到19岁是我信仰的启蒙阶段，我广泛的阅读，观察教会牧者的教导，促使本身去思考牧者这个职分。我在学的成绩不太理想，跟我无法上学有很大的关系，但在读圣经和属灵的工作比较有兴趣，加上对在教会的装备不满足，种种因素促使我产生全时间念神学的想法。 可否谈谈你接受神学装备之前的过程？ 在报读马来西亚神学院之前，我有过一段“前期预备”。我在中学毕业后就报名参加一个“大卫勇士营”，这个营会是禧福训练学院主办的，为期三个月，对象是18岁以上的中学毕业生。在那三个月，我就确定要继续往这条路上去装备自己，那一年我19岁。我开始入读禧福训练学院2年的基层事工训练文凭课程。禧福训练学院的方针是接触基层群体，我在这两年的训练就去了解这个群体的世界，如小贩、新村的老人、戒毒所、边青，所以那两年比较是事工型的训练，去服事这群人，开拓我对他们的了解。这两年的训练主要是手跟脚的训练，往往是援用外国的教材和案例。于是，我开始思考“脑”的训练，如何产出属于在地的内容，渴望着更全面的装备。另一个让我想去神学院接受装备的因素，就是想要学习写讲章，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讲道，虽然已经有在做一些分享，但比较像是个人的感想，不晓得如何从零开始去预备一篇讲章。这是我当时常常面对的疑问。 你开始念神学的时候，有否思考过毕业后的事奉方向？ 我入读神学院的时候，是抱着装备的心态，想着毕业后就担任牧职，回到教会去服事，这是我最大的初衷。但是来到第一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就想到原来念神学有很多的出路，神学教育有很多的可能性，不只是成为牧者而已，而牧者的身份也有很多的可能性。我那时候考虑到我的学术程度、阅读能力等方面，可以在完成第一个神学学位后，更专门的去装备自己。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思考，虽然还不确定这条路是否适合我，也不确定要往哪里，以及继续接受哪一方面的装备。 可否与我们分享你在马来西亚神学院求学的体验？ 我没有念过大学，神学是我的第一个学位。我以为神学院的课程，就是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然而有这和想象有落差。神学院教导我的是方法，这四年的装备不是一个固封的课程纲要，反而是提供工具，让学生自己去开发。即使是毕业后，仍然可以继续在牧会中应用。所以，与其说这四年我学会了很多圣经的知识，不如说我学会了很多思考、如何论证、写作的训练。虽然我没有念过大学，但神学院补足了我两方面的训练，就是思考论证，以及圣经与神学的知识。同时，神学院的课程很注重应用，任何一门科目，上到一个阶段，都会带领学生去反思马来西亚的处境，或者本土的议题，我觉得这是很受用的。 神学院的课程，有什么特别之处？ 神学院训练，强调身心灵的整合，让我们学习怎么应用和实践。我想这样说，神学院的课程开拓了跨领域的视野，神学和哲学，以及宗教的关系很密切，在神学院的知识装备里面，会推动我们去了解这些并带领我们去探索神学知识之外更宽广的知识领域。 在神学院求学的阶段，哪一位/几位老师对你有比较深刻的影响？ 有几个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首先是郭汉成牧师，他的教导很多时候并不是书面上的，上他的课可以感受到他的博学与严谨的学术批判。他本身是个牧者，也是个新约学者，我认为这或许跟他的教育背景和装备有关。我也想像他那样做一个有洞见，有批判能力的人，因此不能停留在这四年，需要继续进修，念博士。除了郭汉成牧师，还有已故黄迪华牧师，还有刘聪赐老师、吴慧芬老师、张俊明老师，上他们的课可以感受到那种丰富的学习氛围，有很多的讨论，他们也能够对学生的问题给与很有水准的回应。这应该不是在四年的神学教育阶段就可获得的“功力”，所以老师们给我很多的反思，是否应该继续进修。一直到我很确定要进修的时候，是已故黄迪华牧师鼓励我。当时我在他的教牧小组，有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知道我有这个想法。他跟我说了一句话，“牧会是一生人的，读书可能就是那七八年”，鼓励我与其那么快就进入牧会的生涯，不如好好地趁年轻，有能力的时候去读书。他看到我的写作，我的发表，他认为我是预备好的，所以鼓励我完成四年的神学教育后继续进修硕士。 怎么理解已故黄迪华牧师对你说的“牧会是一生人的，读书可能就是那七八年”？ 已故黄迪华牧师是一个认真交心的人，虽然可能交谈只有三十分钟，但是他会全心的给出那三十分钟，对眼前的人认真做出回应。他是一个牧者，我以为他会比较鼓励我踏入牧职，有一次跟他谈话，他却表示牧职一生人都可以去做，但是学术研究的装备，可能在成为牧者后就不一定会继续。他这番话是针对我来说的，并不是将所有牧者一概而论。那个时候我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很大的肯定，因为他本身就是牧者，也是学者，而且还是卫理神学的佼佼者。所以我就决定继续装备，进修硕士。 从马来西亚神学院毕业后，你选择到印尼修读和平学硕士，是什么促使你进修这个领域？ 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发现到自己对公共议题有兴趣，所以我的专文无论什么科目，我最后都会回到公共的应用，包括宗教、种族、政治，尝试在这一些方面做出应用。所以想要在硕士阶段更多的去研究公共领域，一开始还没决定要念什么，或要去哪里念，是已故黄迪华牧师鼓励我，他那个时候刚从印度尼西亚Wacana大学回来，就跟我分享了这所大学，学位受到东南亚神学教育协会（ATESEA）认证，学术水平良好，学费也合理。他表示马来西亚的处境和印度尼西亚有相似之处，就是穆斯林为多数、基督徒为少数的社会，但是印度尼西亚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都很高，基督教与穆斯林的对话很多，相较于马来西亚学术上比较前沿，问我有没有想要去那边取经。这所大学只有三个学位选择，一个是神学硕士，走圣经神学的路线，一个是实践神学，还有一个就是和平与冲突研究。我觉得和平与冲突研究很特别，科目的架构几乎都是跟公共议题有关，三者之间我就决定进修这个。那个时候我其实还不是很明白实际上是学什么，入读后才知道是关于和平与冲突的学理，是属于跨学科的领域，包括神学、数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结合。这门学科的发起人是个挪威的数学家Johan Galtung，他用数学的三角形概念去研究社会的冲突与暴力，也有采纳宗教里面的和平论述，包括但却不仅限于基督教。这套学理来到西方的世界，就被神学、社会学采纳，许多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中有相关的课，在英美，一些神学院也纳入了这套理论。印度尼西亚的和平学除了跟神学发生对话，也回应印度尼西亚的处境。这个学理帮助了我如何用和平和冲突的概念，去剖析马来西亚的冲突状况，还有和平的可能性，去化解冲突，是我最大的学习。 你的硕士论文研究马来西亚冲突转化的神学进路，能够请你分享这份研究简要的概念？ 我的硕士论文援引了Johan Galtung的和平学理论，分析马来西亚的暴力与冲突，以及他所提倡的和平进路。首先我得出马来西亚有结构和文化性(Culture & structure)的暴力，这是间接的暴力。我们没有直接暴力，直接暴力在和平学的理论定义中是指有直接的大屠杀、冲突等等。五一三事件不算是直接暴力，因为导致这个冲突的背后其实是文化与结构的暴力，所以马来西亚不算是一个后冲突国家(Post-Conflict state)，就是我们没有发生过种族大清洗这一类的直接暴力，但我们不能说马来西亚没有暴力。我通过这个框架去分析马来西亚的种族与宗教的一些在文化与结构上的暴力。这两个因素会产生直接暴力。那么我们可以提出怎样的和平策略，和平的声音？在John Galtung的理论中，直接暴力是要采取直接的干预，就是所谓的Peace-making，这可以带来短期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Peace-keeping，持续性地去努力。还有一种是peace-building，是长期的和平进路，适合在不同的单位、组织去促进的和平举动。按照以上的三种策略，马来西亚需要的是peace-building，这个是我在论文中去论述的。我采用了John Paul Lederach冲突转化的概念，这是针对群体性的，同时也运用了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理念，让和平的可能不是一种排他的路线、也不是完全包容的路线，而是很终末性，很实践性的神学行动。最后实践的部分，按照Lederach的说法，有四个层面可以转变，分别是个人、关系、文化与结构，我的论文就是提出从这四个方面来做和平的建设。论文还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做和平建设的可能性，就是在做冲突的转化。 你即将远赴英国修读博士，可否谈谈留学计划？ 我不曾想过会继续念博士，原本的打算是念完硕士即投入事奉岗位，担任牧职，也是已故黄迪华牧师鼓励我继续进修。一开始也没有特定的进修计划，当时黄迪华牧师发了一份英国Wesley House的奖学金资料给我，大学位于Cambridge的Anglia Ruskin University，他鼓励我去申请这项博士奖学金和课程。申请的过程非常顺利，很快就收到面试机会及被录取了。对于我来说，能够去英国念书是很奢侈的，居然可以得到奖学金，而且奖学金的条件，规定所颁授的课程是符合我想要进修的公共研究，那个时候我其实硕士还未毕业，我也很坦白告知，大学与奖学金单位保留了我的学额，一直到前几个月完成了硕士学位，才继续申请程序，写好博士研究计划书，目前在等待申请签证。研究的方向将会是基督徒社会伦理以及和平学，以约翰卫斯理的和平观，呈现卫斯理神学的公共面向，与和平学对话，希望这项研究可以回馈马来西亚，特别是卫理公会群体。 对于未来的事奉与发展，有着哪一些的计划？ 希望以卫斯理为榜样，当一位牧者、也当一位学者，回馈马来西亚神学教育。 有什么话想对正在念神学的学弟妹说的吗？ 带着一颗装备的心，保持谦卑，享受学习，也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此外，有开放的态度，尽量阅读，不忘事奉的初衷。建立自己的牧会观，探索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而不是照搬他人的那一套。 /采访、记录：曾毅坚...